重又主持轮、电二局
    1908年3月，盛宣怀奉旨补授邮传部右侍郎。邮传部管摄路、电、航、邮四政，四政之中盛宣怀亲自手创者路、电、航居其三，他正拟下决心大干一番，但“命下三日，仍以商约原差，谕令赴沪”，因此盛宣怀于此时邮传部右侍郎并未到任。当时，邮传部于政务处会议上决定收买电局股票，即将由北洋控制的电报局收归国有。如前章所述，将电报局收归国有是清末官场久已有的议论，1902年袁世凯乘盛宣怀丁忧守制之机挤掉他的电报局督办职后就正式着手办理电局归官事，由于筹款不足，难以买回全部电股，因此电局归官一时搁浅，但电局从此归袁世凯北洋系控制。电局开始商本而官办，作为电局首创者的盛宣怀和上海电局第一任总办的郑观应都对北洋控制电局导致电局日趋腐改的行为进行过愤怒的斥责，非常不满袁世凯的作为。1906年清廷新设邮传部，电线归其管辖，盛宣怀乃向邮传部指陈，说与其电局“商本官办”，不如干脆官本官办，要求“仍遵前旨，发还商本，”这样既保护商人的利益，对朝廷也有好处，朝廷不过还商股300余万两，却可每年免发商息30.8万两，以“渐收拓广之大利，并可免官占商产之恶名”。但最终盛宣怀的提议未果。此次邮传部决定电局归官，电股每股给价上少170元，港省175元。这一决定立刻遭到股商们的强烈反对，他们一是要求电报仍归商办，二是如若势在归官，那么股价连息每股不能少于200元。粤商领袖郑观应致书盛宣怀，要他站出来抵制朝廷的决定，为商人们说话。他说，朝廷“电股买价不顾将来利益，商情震骇……乞宫保维护，咨部查照泰西办法，大局幸甚”。盛宣怀应郑观应所请，站在商人的立场敦促朝廷每股给价200元，他反对朝廷最后增加0元即每股照180元收赎的决定。他致电邮传部尚书陈璧说：“政府执定加十元优待，华商执定票值连息不应短少，非特不认优待，直谓情同抑勒”。最后电报归官办的处理如同盛民颐所述：“陈玉苍尚书咨请府君劝谕解释，并酌中核价。股东以部定价额太苛，拒不见允，且谓朝廷久失信用，将来略涉官款之公司，俱不免为电报之续。舆论纷激，相率坚持。各埠股商争向府君陈述，府君唯以‘上尊国体，下恤商情’两言双方和解，不掠者且日腾谤言，直至七月赎收期迫，始由府君径电陈奏，请于部定价值而外以三年为率，按股另给若干，部犹未允，不得已复作长函切劝众商，详剖利害。不数日缴股者渐形踊跃，部意亦欲转圜。遂得蒇事”。电报局终于收归国有。1910年8月，盛宣怀旨饬赴邮传部右侍郎本任，电报局又在他的主持管辖之下。
    在电报局收归官办不久，1909年1月在西太后当世时红极一时的袁世凯被撵回河南老家“养疴”，长期对袁世凯控制轮船招商局愤怒不满的盛宣怀，于是开始积极进行从北洋手中夺回轮局的活动。他坚持此次务必要做到使轮局真正商本商办。但是袁世凯去，而袁世凯的亲信仍布满朝廷，袁世凯的重要骨干徐世昌又任邮传部尚书，而“港多徐党”，港商在招商局的目的，最终也将招商局夺归官办。盛宣怀决定利用粤商领袖郑观应的力量来抵制“徐党”，并达到招商局商本商办的目的。他于1909年3月27日致书寓居澳门的郑观应说：“现在沪上股商准拟呈请注册改归商办，但恐粤商又有误会……港多余党，或愿放弃商权。……余兄为商务耆旧，既尚有心扶持大局，应请择同志同股（盛原注：与其同股而非同志，不及同志而非同股者。因股份之有无，甚活动也。）愿列名公呈者，多则十余人，少则五六人，克日密寄敝处，以便凑集四五十人，即困办理。到京谒见商部，须有体面熟悉商务大员（盛原注：辅佐者已有人）前往。弟意请公三月间来沪，以便偕弟北上，机不可失”。郑观应一切按照盛宣怀的嘱托办理，并如期于1909年5月到沪，设立股东挂号已超过商局全部股东一半以上时，商局于1909年8月在上海召开了股东大会，会上选出盛宣怀、郑观应、施绍曾等九人为第一任董事，盛宣怀任董事会主席。随即商局董事会以郑观应为主拟订了组织商办章程四十六条。有了董事会，商局真正开始了商本商办的历史，而作为董事会主席，盛宣怀重又主持了招商局。接下来，董事会推选郑观应赴北京办理商局在商部邮传部注册立案手续，经过郑观应关年多两次进京的艰苦努力，商局商办注册之事终于办妥。与此同时，盛宣怀又着手商局内的整理，他仍将希望放在郑观应身上，于1910年春致书郑观应，“近于干翁谈招商局，现议整顿用煤、用物、修理一切，以及栈房会舱等事，公来方能鞭辟入里”。当时郑观应更好地参现招商局的管理工作，1910年4月，盛宣怀委郑观应随同自己办理商约及汉冶萍厂矿、通商银行、红十字会等事，每月由汉冶萍公司发给薪水一百两，又于当年11月，委郑观应为厦门招商局总办，使郑观应安心于招商工作。1911年2月，盛宣怀又听取郑观应的建议，札委郑观应为商局职司监察的会办，使郑观应出巡长江各埠分局，查察各埠局栈一切利弊，为整顿和江轮船，扩充商局海餐轮船运输作准备。
    自盛宣怀于1909年担任商局董事会主席后，除了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他逃亡日本、暂时无暇顾及招商的这段时间外，凶虽然因为还有其它种种职任，种种事务，未能专注于商局，但是他通过郑观应这位得力的助手，始终在主持着商局的运营发展。
辛亥革命前后的几年，如同愈益溃败的清朝政治一样，全国全地灾荒不断，盛宣怀由于几十年来热心筹赈。从20世纪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的10年间，除铁路、矿务]轮船、电报的事务处理外，可以说盛宣怀干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筹赈大臣”主持赈灾。从盛宣怀的热心筹赈中可以更加了解他的为人为事，也更加了解他为何艰难创办实业的一个测面，即对民生问题的关注。
           辛亥革命中成了清廷的替罪羊
    盛宣怀虽然于1901年以后，官阶越升越高，似乎越来越受清廷重用，但实际上他的政治地位愈来愈摇摆不定，当清廷急需利用他时，他的官阶便升高，但当清廷的政策受到舆论的反对及抨击时，清廷就将具体实施其政策的他进行贬抑，以平社会舆论。1905年9月谕令仍是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的盛宣怀不得不干预粤汉路废约事即是一例。正是清廷不准盛宣怀对清廷的不满。然而当清廷在浙路风潮发生无法对付之时，又想到了利用盛宣怀。《清史稿》载此事：“浙路事益棘，上终以宣怀谙路政，复召见问筹策。宣怀言：‘既借款，不应令商造；既商造；既不应再借款。民情可用，不顺用这恐激变。’上是之，拜邮传部侍郎”。然而，“命下三日”，清廷却又“仍以商约原差，谕令赴沪。”被清廷的朝令暮改颇为烦恼的盛宣怀，于1909年8月又遭长子昌颐之丧。此后盛宣怀“虽强作达观，而伤逝茹悲，意兴萧索，乃以治事余间寄情书画，复甄录载籍，广购遗编，为创立图书基础。性本好释氏书，至是益浏览内典，撰联题〓，默契禅宗，排日染翰，必回环书华严、妙法、莲华诸经及先儒精粹语录，常谓幕僚日：‘吾非能耄而好学，藉此祛病魔泯烦恼耳’”。儿子同颐的这段记述确实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几年盛宣怀面对中国日益溃败的政治、经济的颓唐心情。尽管他仍积极致力于汉冶萍厂矿的发展、轮船招商局的主持等等，但这仅是反映了他终身对实业的热爱和执着，与他对日益溃败的国势所表现的颓唐心情没有很大的联系。关于这点，可从他1910年4月写给孙宝琦信中的一段话可窥其大概：“至责其化私意而出公量，其所谓私者，创轮船与各洋商争航路；开电政阻英、丹海线不准越中国海面；建纱布厂以吸收洋纱洋布之利；造京汉以交通南北干路；恢张汉冶萍以收钢铁权利。他人坐享海关道大俸大禄贻之子孙，我则首先入股冒奇险而成兹数事。私乎？公乎？……试问天下有十个盛杏荪，实业便有数十件。可惜天下人才莫不鉴其吃亏，苦太甚，俱各援以为戒，竟无一人肯步其后尘”！对于举办实业，他有九死不悔的精神，哪怕面对众人皆醉，斯人独醒的社会艰难环境，他也要坚持下去。
    另有一事值得提及。盛宣怀因为认识到办实业需要人才，而人才需要多方面的条件陶，在几十年一贯的思想指导下，经过多年准备，他捐建的上海图书馆于1910年10月落成，作为培养中国人才的一个地方。这是盛宣怀于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之外，对中国近代文教事业的又一贡献。
    就在上海图书馆落成的两个月，即1910年8月，清廷又有事要利用盛宣怀了，它敦促盛宣怀进京。盛宣怀入京后，朝廷召见三次，“博询时局要政，旋奉旨饬赴邮传部左侍郎本任，并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盛宣怀“自被命后，悉心布置，渐有定程。”清廷乃又于1911年1月授予他为邮传部尚书。《清史稿》载盛宣怀拜邮传部尚书至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半年左右时间盛宣所作之事；“数上封事，凡收回邮政，接近驿站，规事官建各路，展拓川藏电线，〓定全国轨制，称新政办起了吴淞商船学校，实现了他多年培养轮船人才的愿意。
    关于盛宣怀与清未的铁路国有政策以及他怎么样成为辛亥革命中清廷的替罪羊，《清史稿》所记如实：“先是给事中石长信疏论各省商民集股造路公司弊害，宜敕部臣将全中干路定为国有，其余枝路仍准备各省绅商集自修，谕交部议，宣怀复奏言：“中国幅员广袤，边疆辽远，必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利行政而握中枢。从前规未善，致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准商办。乃数载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巨，参追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供坐耗。循是不已，恐旷日弥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应请定干路均归国有，枝路任民自为，晓谕人民，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之干路，应即由国家收回，亟图修筑，悉废以前批准之案，川、湘两省租股并停罢之。于是有铁路国有之诏，并起端方充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
    “宣怀复与英、德、法、美四国结借款之约，各省闻之，群情疑〓，湘省首起抗阻，川省继之。……宣怀又是会度支部奏收回办法；‘请收回粤、川、湘、鄂四省公司股票，由部特出国家铁路股票换给，粤路发六成，湘、鄂路照本发还，川路宜昌实用工科之款四百余万，给国家保利股票。其现存七百余万两，或仍入股，或兴实业，悉听其便。’诏饬行。四川绅民罗纶等二千四百余人，以收路国有，盛宣怀、端方会度支部奏定办法，对待川民，纯有威力，未为持平，不敢从命。……川乱遂成，而鄂变亦起，大势不可问矣。资政院以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中首恶，请罪之，诏夺职，遂归”。盛宣怀过去是力主铁路干线商办者，而现在他却主张铁路干线国有，除了因商办铁路建设缓慢，国计民生日益艰困，盛宣怀想借铁路有借外国款兴造，加快铁路建设步伐，以改善国计民生之外，就是他太相信自己的力量了。因为他已是邮传部尚书，后又自然成为皇族内阁的邮传大臣，铁路干线国有后，铁路干线的建设主持权将在他手里，他相信依靠他的办法，他过去十几年主持实业的经验，能够加快铁路干线的建设。他在京汉线全线完工之后的番感叹说反映了他的这个想法。当时他说：“设当日不废美约，则粤汉、京汉早已一气衔接，南北贯通，按照原奏先拼力偿比款，继偿美，最后偿英，不逾三十年，京汉、粤汉、沪宁三路，皆徒手而归国有，然后以所赢展拓枝路，便利矿运，讵不甚伟”！盛宣怀对清廷蛇鼠两端的铁路政策极其不满，他力图改变它。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盛宣怀的设想，最终在辛亥革命浪潮下，清廷将他作为替罪羊予以革职。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盛宣怀与孙中山
    盛宣怀在清廷将他革职“永不叙用”的两天后，即1911年10月28日离开北京去青岛，然后转大连远走日本。在日本，他“僦居神户之盐屋山”，“又就疗于须磨肺病医院，试服和衣，镌小印日须磨布纳，日有记载一二则，叙述景物，抒写胸臆”。据盛宣怀写给孙宝琦的信中说，他在日本期间，日人视他为“中华第一实业家”，因此待其十分尊重。流亡日本期间，一生注重实业，也因此注重培育人才的盛宣怀，也不忘搜集各种图书，以便存于自己所建的上海图书馆。他致信赵凤昌：“近日常赴公园各图书馆博览群籍，华洋今世无所不有，闻罗叔蕴、董绶金辈各携所藏而来，深有慨于吾华数十年名哲精英沦落于外人之手一去不返……公襟怀〓远，若到此一览，当无不喟然长叹也。弟前因上海为各国聚处，可以持久不变，特建图书馆一所，以便士林。闻南中旧家藏书迫于乱离，倾箧而出，若能趁此时广为搜罗，未始不可为东南保全国粹。公谅有同心。兹先措上日金二万元，交妥便带上，到日即请查收，代为留意收买。俟奉翰，再当续，大约以四万元为度，专买未见之书”。
    盛宣怀被清廷革职，促成此事者是资政院，即保皇派人士，而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国政府，对盛宣怀的名誉及产业是加以保护的。盛宣怀居日本将近一年时间，孙中山与其多次信函来往，他由日本返沪后，辞民国临时总统职的孙中山，在短期内又与其见面谈两次。兹摘录其中双方互函，可窥民国政府及孙中山何以保护盛氏产业及其各誉之原因。
    孙中山1912年2月23日致信盛宣怀：“杏荪执事鉴；森氏来，得见尊函。执事以垂暮之年，遭累重叠，可念也！保护维护，倘能为力之处，必勉为之。现在南北调和，袁公不日来宁，愚意欲乘机会，俾消释前嫌，令执事乐居故里。区区不尽，即托森氏面陈。此颂旅安。孙文叩。壬子民元二月二十三日”。
    盛宣怀3月8日复孙口山2月23日函：“中山先阁下；顷奉二月二十三日惠函，拜函悉一一。公以一手变天下如反掌，即以一手让天下如敝蓰，皆经为民也。惟中华之民穷因困极矣，非洞开门户，大兴实业，恐仍不能副公挽回局之苦心。侧闻公阅历欧亚，知足民大计必从实业下手，路矿圜法尤其大者，与下走平生怀抱差幸不谋而合，他日倘得言归故国，或当公抵掌一痛谈。钢铁不过一实业耳，汉冶萍又不过钢铁一部分耳。操之纵之，下走皆惟命是从。然其中委曲万状，已一言难罄矣。”
    “吴中祖业蒙公保护维持加人一等，森氏来函，已承通饬各处，藉以保全，使敝族数百家均沾大德，感泐尤深，相见有期，再容陈谢。复请台安。黄克强先生均此致意。
    孙中山1912年3月15日复函盛宣怀：“杏荪先生执事：三月八日函读悉。兴实业以振时局，为今日不可少首。执事伟论适获我心。弟不日解组，即将从事于此。执事经验至富，必有以教我也。各事能曲谅执行者之苦衷，曷胜纫感。相见在迩，再容畅谈，草草，略布衷曲。即颂起居。孙文叩。民国元年三月十五日”。
    孙中山3月19日再复函盛宣怀：“杏荪先生大鉴：森君转来手翰，具见饥溺为怀，纫佩奚似。惟弟将次解职，义款之济可直交华洋义振会。一路哀鸿自〓仁泽也。再复，即颂大安。孙文叩。十九日”。
    盛宣怀于3月30日复孙中山前两函：“中山先生阁下：两上芜缄，度邀青鉴。汉冶萍股东反对，已正函致日代表，取消前议，并面告前途。（宣怀）一人愿负责任，不得另生枝节。似已默许，堪慰。下走交涉数十年，向以信义为操纵，用敢上纾尊〓。惟钢铁关系自强，需本甚钜，华商心有余而力不足，恐非政府与商民合办，不能从速恢张，以与欧美抗衡也。闻公卸责手即离南京，而上海为社会人才荟萃之蒌，八方消息灵通，可否〓惟喁喁之望。敬钧安”。
    盛宣怀于1912年9月29日即由日本返沪前致函孙中山：“中山先生大鉴：前奉三月望日函示。兴实业以振时局为今日不可少之着，解组后即将从事于此，仰见筹见国大计，成算在胸。及观大驾到京，宏议铁道，所到之处，实业发达，尤为文明之代表。行政借债为耗性质，非若实业生利，多借无妨。民间资本微而利息高，不可使投入铁股本，须留以办其它实业。语语皆如铁铸，宜乎中外欢呼！论者或尚以愿大难偿目为理想，不知天下实事皆以理想而生。若困造路借债，人人皆知本利可靠，毋庸百姓负担，且一经开工，无数金钱皆用于本国土地之上，数万万人民皆有事做，行政经费自亦间接而因之充裕。惟闻伟论造路以十十万里为断，鄙见强国目的必宜统筹，而实行似须分别先后次序，由近及远，由内及外，路成一节，工商兴旺一节，将来必藉腹地之利源，挹注边隆重陲之用费。至于速成则以包工为妙，尤以勘路为先。湘人陈毅前在旧邮部研究路线，熟悉舆地，可备咨询。
    此间传闻旌旆将由日美赴欧，又闻将赴上海，末知确否？敬请大安。克强先生均此请安。中华民中元年九月二十九日盛宣谨叩。
    从上述几封盛宣怀与孙中山的来往信函可得知孙中山资产阶级民国政府之所以保护盛宣怀的名誉和产业，原因在于他们在发展实业，振业国家，关心民众疾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有共同的看法的愿望。
    1912年10月，盛宣怀由日归国返沪。再过几个月即1913年2月，他致信友人，叙述了归国后的生活及观感：“归国后故园独处，书画自娱，如梦初醒，不欲秦汉以后事，惟民穷财尽，实业如航业、铁业已成之局，似不难于保守。乃因董事不得其人，内外交讧，股东散处四方，每届开会，到者甚稀。西人目为自弃权利。大约官僚股，讳莫如深。”3月29日，汉冶萍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盛宣怀被推为总理，会后又被选为董事会主席。其后一年，盛宣怀“夙疾尚平，其于两局事务，亦惟以培养本原为徐图恢复之计。养疴余闲，日以筹办义赈为事，其重要者仍出席而列席”，从该年冬天起，“病势〓剧，中西医佥以为危”。此后，盛宣怀病势于上海家中，终于73岁。他为举办实业、开创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艰难发展的道路而备受谣啄、纠劾的一生终于此时得到了安静静。这位爱国的实业家缠绵病榻的最后两年，仍积极参与了抵制日本吞并汉冶萍公司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