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北洋大学堂
    盛同颐记述父亲经历时曾经说：“府君尝论东西列强所以有今者皆贤豪辈出之效，中国欲图自强必储才,则筹设学堂实为急务，乃环顾全国，未有绸缪及此者。在官言官，姑从一隅入手，以期推广。当乙酉、丙戊周玉山尚书馥任关道时，请在津郡设立博文书院，招考学生，课以中西有用之学。堂舍已建，因税务司意见不合，筹未维艰，致未实行。府君以为此后各种人材皆当取资于学堂，学堂迟设一年，则人材迟出一年，此非可缓图者，拟请即就博文书院原有房屋，设头等学堂，又另设二等学堂一所，使学生递相推升，与曾充教习之美国驻津领事丁家商订课程，以切近易成循序渐进为本旨，倡捐巨资，宽筹巨资，禀请具奏立案，〓期开办，即近今所称北洋大学堂也。是为府君办理学堂之始。盛宣怀讲的是宣怀于1895年创办北洋大学堂一事，该年正值盛宣怀弟弟星怀朝鲜阵亡，自己又被官场参劾、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家事、国事均不顺心，“忧劳愤激，一病几殆”。他向搅拌接替李鸿章职的王文韶屡次提出辞去天津海关道职、退休回家，而未获王文韶同意。盛宣怀在这样一种个人心境、家庭背景、国家形势之下创办了北洋大学堂，可见他对兴办教育、培育人才有着一种深刻的思考和执着的追求。
    这种深刻的思考和执著的追求来自他几十年主持实业的社会实践。
    1876年，盛宣怀在湖北办理矿务错聘了没有真本事的洋矿师马利师而延误了开矿，他从而总结出经验：“开矿不难在筹资本，而难得在得洋师”。他开始了对中国培养实业人才问题的思考。这一年9月他致李鸿章，提出培养自己的矿务人才的计划说：“此种人材，亦宜储备。应一面在同文馆及闽、沪各厂选择略谙算学聪颖子弟一二十人，随同学习。每见洋人看矿，以土石均有储备，亦应购备考证。并请饬出洋学生酌分一二十人在外国专学开矿本领，二三年之后即可先行回国。实以开采为大利所在，未便使外人久与其事”。第二年7月，他又写信给李鸿章的弟弟湖北巡抚李鹤章，表明了自己急迫地希望培养中国人才的思考原因，说：“办事以得人为主，而人才半在赋畀，半在陶熔，方今欧州气象，如大列国断无独居独年之日，亦断无百年不败之和局。足食、足兵、民信三事，非人不办，且非有后起之人，亦必旋失。试问吾家将才如彼否？使才如彼否？理财之才如彼否？窃犹虑后起之益之无人也。中堂功能巍巍，破发贼之功不让湘乡，平捻之勋，如戎之绩，则独胜焉，而区区映鲁之忱，还望我中堂为天下得人才，弗轻后进而不诱掖，弗狃目前而不远求，弗存姑息而举非其人，弗避疑而举之不先。树人如树树，惟恐迟暮，则得人之盛，未必多让湘乡！搜罗今日之梓楠，培养他年之桢干，为一代得治人，胜于为百代立治法。恐此后棋局日新，落子愈出愈奇”。从自己错聘无本事的洋矿师想到中国缺乏自己的人才，由中国缺乏人才想到中国在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不及西方的现实状况，希望李鸿鹤章能劝其兄李鸿章，尽快想办法培养人才，盛宣怀一边游说高层人士，一边努力学习使自己转化成新式人才，同时设法兴办各种教育人才。就给自己努力学习西方实学的事：“职道轻材陋质，向来办事邻于躁急，但穷其事理之可为则竟敢之，地学、化学、格致门类，一名一物，绝无所知，然犹欲力考究其近似，冀不为人所蒙蔽。”在创办北洋学堂之前，盛宣怀已有办新式学堂的实践。1880年当盛宣怀督办中国电报总局，已有相当的职权时，他奏准李鸿章，在天津、上海设立了电报学堂，培养讯事业的人才。由于他督办轮船招商局和主持过湖北矿务，深感这两方面人才的匮乏，因此一直打算设立商船学堂和矿务学堂。1892年，他在钟天伟的格致书院课艺《轮船电报二事如何剔弊方能持久论》上作眉批：“鄙人志在设一商船员学堂，更欲设一矿务学堂，作者有心能条陈其西例，以备参酌定章否？”又说，自己对培养中国的船舶驾驶人才“久有此意赎在必行，人笑我收效不能速，十年树人，视十年若远，若不树之，并无此十年矣”。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的惨改以及惨败之后割地、赔巨款、丧权等等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局势，更加刺激了盛宣怀培养中国自己的人才，改变国家困难境况的思考，因此他才在家事国事均感痛之时，振作精神创办了北洋大学堂。
    北洋大学堂由直隶总督王文韶批准并支持面而设立，开办经费和常年办学经费均由盛宣怀督办的轮船招商局和中国电报局作为商捐供。学堂分别设头等四班，二等四班，“每班三十名，递年工夫长进，升至头班头等”。二等是大学预科性质，头等则相当于大学。学生学语言文字之外，主要学习理工方面的知识，如“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车、化矿诸学”，这是公共必修课。公共课之外，头等分为“律例、矿务、制造”三个专科，以培养专门人才，1897年北洋铁路学堂合并于北洋大学堂，增加了铁路一科。盛宣怀为北洋大学堂制定了两条办学原则，一是学生学习必须循序渐进，不得浅尝辄止。二是坚持让学生学习专门学科。1898年，继任天津海关道职的李少东打算将学生60名让其改学外语，盛宣怀知道后，写信给支持他创办学堂的王文韶并李少东，重申自己的办学的目有和办学原则，阻止李少东的计划。他说：“北洋大学奏明，头等四班，二等四班，每班三十名，递年工夫长进，升至头班头等，再派出洋。此皆取法于西，不容紊乱，中国学无次序，浅尝辄止，故无成效。此学堂幸蒙督帅主持，允许历久不渝，商、电两公司乐捐输成期美举，各国称为中国第一学堂，方冀人才辈出，不负督帅及诸公成全盛意。顷接少东观察来函，忽欲改六十分学法、德、东三国之文，是殆误会此堂。仅学文字，不知内有分类专门工夫，为小失大，弊莫甚焉。前据丁家立面商，头等三十名，应分律例、矿务、制造各若干名，以后每年每类仅得数名，正恐不敷派用。时势需才知此其急，讵可一误再误！铁路学生同是英文，宜尚不肯假以损大学，况改习他国文字须另聘他国教习。此堂隳废，即在目前，为天下笑！”从此信可看到盛宣怀的教育思想，也可看到尽管此时已是他离开津关道职两年之后，他主张长驻上海，北洋大学堂已交李少东负责，但他对北洋大学堂仍是极其关注。
 
                   创办南洋公学
    盛宣怀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创办了北洋大学堂之后，紧接着的1896年春，他就在上海徐家汇地区购买土地，准备仿北洋大学堂之制“而损益之”设立南洋公学。当年10月，他因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事受到光绪皇帝召见时，向皇帝呈递了《请设学堂片》，不过，在这个奏片中他想要先设立的不是南洋公学，而是达成馆。他说：北洋大学堂和正拟创办的南洋公学，“综厥课程，收效皆在十年之后，且诸生选自童幼，未有一命之跌，既不能变更科，即学业有成，亦难骤膺显擢，予以要任。相需方殷，缓不济急。”因此他请求政府仿效日本之办法：“在京师及上海两处各设一达成馆，取成材之士，专学英、法语言文字，专课法律、公法、政治、通商之学。期以三年，均有门径，已通大要，请命出使大臣奏调随员，悉取于两馆。俟至外洋俾就学于名师，就试于大学，历练三年，归国之后，内而总署章京，外而各口关道，使署参赞，皆非不得与。资望既著，即出使大臣、总署大臣之选也。……其常年经费……每年两馆约需数十万两，请由臣在所管招商轮船、电报两局捐集解济，以伸报效”。盛宣怀希望在北京、上海设立两所达成馆，即政治院，政治学院毕业的学生再到外国留学三年，以后总理衙门的官员、通商口岸的官员、驻外使馆的官员非是政治学院毕业的学生不可。对于盛宣怀设达成馆的请求，上谕：京师、上海两处既准设立大学堂，是则国家陶冶人才之重地，与各省集捐设立之书院不同，著由户部筹定的款，按处拨给，毋庸由盛宣怀甩管招商、电报两局集款解济，以崇体制。盛宣怀没有相信朝廷这番冠冕堂皇的话因为甲午战败的巨额赔款已经使清政府焦头烂额了，了解这点的盛宣怀没有把希望寄于政府，他自己加快了筹办南洋公学的步子。
    按照盛宣怀的计划，他要将南洋公学办成他所设计的达成馆那样的培养政治、外交官的学校，他在所拟定的《南洋公学章程》中说：“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而工艺、机器、制造、矿冶诸学，则于公学内已通算、化、格致诸生中，各就质性相近者，令其各认专门，略通门径，即挑出归专门学堂肄习。其在公学始终卒业者，则以专学政治家之学为断”。又于《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中说：“臣今设立南洋公学，窍取办政之义，以行达成之实。于此次钦定专科，实居内政、外交、理财三事”。事实上，南洋公学末照计划的那样办理。1897年3月，南洋公学首先“考选成材之士四十名，先设师范院”，1898年初，“夏仿日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之法，别选年十岁内外至十七八岁止聪颖幼童一百二十名设一外院学堂，令师范生分班教之”。所谓外院即小学堂。当年，公学又陆续设立了二等学堂，“名日南洋公学中院”，以后又设立了头等学堂，“名日南洋公学上院”，“上、中两院之教习皆出于师范院”。南洋公学院中、上院分别相当于中学、学院。“公学四院常年经费以轮、电两局岁捐十万两”。公学的校址基地是由盛宣怀本人“捐购”，其余建造房屋、置备仪器、图书，以及一切器具，所需银十几万两也是由轮、电两局所捐。
    到了1902年，南洋公学的规模日形扩大，公学没有办成培养政治、外交官员的学校，而是办成集师范、小学、中学、学院、政治班、外语班、译书院等的综合性学院，其宗旨为“以激发忠爱，开通知慧，振兴实业为主义”。当年，盛宣怀在向清廷所上《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折》中详述了公学的组成部分及其课程设置：“查公学所分设之目凡八。日上院，视西国专门学校，肄习中西文、普通诸学。日师范班，视西国师范学校，肄习师范教育、管理学校之法。日蒙学堂，视西国小学校，专教幼童，为中院储才之地，分高等补习二级，略如西国小学校，专教幼童，为中院储才之地，分高等补习班，略如西国寻常高等之意。日特班，变通原奏速成之意，专教中西政治、文学、法律、道德诸学，以储经济特科人才用。其附属公学者，日译书院，专译东西国政治教育诸书，以应时需及课本之用。日东文学堂，考选成学高才之士，专习东文，讲授高等普通科学，以备译才”。所谓特班，就是原来盛宣怀所设想的在京沪两地所设达成馆的变通办理。盛宣怀设立书院的目的在于翻译西方政治、商务之书。1898年他在向清廷上奏的《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片》中谈到：“中国三十年来如京都同文馆、上海制造局等处所译西书，不过千百中之十一，大抵算、化、工艺诸学居多，而政治之书最少。且西学以新理新法为贵，旧时译述半为陈编。将使成名成材者皆得究极知新之学，不数年而大收其用，非如日本之汲汲于译书，其道无由矣！现就南洋公学内设立译书院一所，广购日本及西方新出之书，延订东西博通之士，择要翻译，令师范院诸生之学识侉优长者笔述之”。译书院创办于1898处，到1901年，已经译出西方政治、商务类书20多种，盛宣怀于1901年7月将译书院所译之书上呈清廷，并打算为适应清廷推行新政的需要，继续扩大译书种类。他给清廷奏上《呈进南洋公学新译各书并拟推广翻辑折》，说：“臣职司商务，拟即选取各国赋税，度支以及商务、矿山、银行各章程，督饬专员赶紧翻辑，总期日积月累与学校相为表里，务使东西文得中文阐发而无偏弊，则中学得东西学辅翼而并昌明同学待十年必有伟材以佐盛治。兹先将公学所译各书已经排印十有三种敬谨装治成套齐送军机处，恭呈御览，尚有译成兵政八种，理财一种，商务二种，学校三种，税法一种，俟排印齐全再行齐送”。于1902年1月《南洋公学推广翻辑政书折》中再说：“论译书则天算、制造为难，昔年官译诸书，只有同文馆所译法国律例，制造局所译佐治刍言数小种，余皆不及政治。盖不敢率尔操觚，其难其慎良有故矣。现在举行新政，凡学校、科举、军政、财政诸大端，钦奉明诏，一皆参酌中西以议施行，则凡有关乎学校、科举、理财、练兵之政治、法律诸书，均待取资，势不容以再缓”。东文学堂创办于1901年，目的在于培养日语翻译人才。盛宣怀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变革以日本、德国为蓝本最适宜，他说：“较量国体，惟日，德与我相同，亦惟日，德之我适宜而可用。臣尝谓欲求详备，必博选通达古今之士游历德国，事谘询，仍于各省多设德文学堂，广译德书，而后斟酌损益，可以万全而无弊。今兹公学力所有未能，姑就东文之翻自德文者译之。得尺得寸，为旱，为旱年一溉之计。他年经费可筹，尚思授德文而传德学”。办日文学堂是为了翻译日本政治制度方面的书，同时也是为了翻译已译成日文的德国政治制度方面的书籍。
    为了使南洋公学学生能专心于西方近代科学和政治、文化方面的学习，1898年5月，盛宣怀特地向清廷奏上《新设各学堂学生请免岁科两试片》，请求清廷“新设各学堂书院内学生，凡系廪增附生，一体免试岁科两试，使得专精新学”。得清廷朱批：“着照所请。盛宣怀仍坚持学生几须遵学业循序渐进，不得浅尝辄止的办学原则，使南洋公学的学生“卒业给凭，与国家大学堂学生身份无异。”从公学毕业后的学生由盛宣怀派遣“分赴东西各国游学，各该生程度皆得直入彼都大学校肄习专门，无须预备。其学科则注重工商实业，以备学成回华任以路、矿、铁厂、银行各要政”。到1902年，南洋公学和北洋大学堂的学生派到英、美等外国留学者已达20多人。
    就在南洋公学顺利发展之际，1902年10月，盛宣怀父亲盛康去世，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趁其守制之机，先是抢占了盛宣怀所督办的轮、电二局的控制权，然后将财洋公学夺归已管。时值南洋公学学生于11月因不满校方的管理引发风潮，部分学生校，袁世凯乘机于1903年2月电告盛宣怀：“闻南洋公学已罢散，能否趁此停办，或请南洋另筹款”。南洋公学自开办以来，都是由轮、电二局每年提供10万两的经费，袁世凯控制了轮、电二局，为了从轮、电二局尽可能搜括经费供供北洋使用，他不愿意再由办公学。如果盛宣怀愿意停办，那么轮、电二局就停止提供经费。盛宣怀在接到袁世凯的来电之后，立即回电，表示即使是轮、电二局停止提供经费，南洋公学也要设法办下去，他说：“南洋公学十月间诸生与教习小有口舌，旋即安静，并未罢散，近来学堂风气，各处似此，颇有所闻，报纸张大其词，皆系妄说。宣谫陋何足言教育，惟奏准开办已六年，中外观听所系，若遽废止，殊觉难堪。公以天下自任，且创议学堂章程，谅亦有心维持，无分畛域，现拟将译书院、东文学堂及特班、师范班全裁，商务学堂亦缓办，只留中院生六班，以二百人为度。历年节省稍有存款数万。姑暂使束紧做，一方面另行劝募。惟津沪两堂学生在英、美等国肄业者十五六名，岁需经费约三万两，查轮、电两局原拨公学每年十万两，本年起遵即停拨，又船局另捐二万两，电局另捐二万两，原奏系充商务学堂、东文学堂各经费拟请暂准照拨，改充出洋肄业经费，使卒业诸生不致半途而废，皆出公赐”。这样，由于缺乏经费，1903年后，南洋公学规模骤然缩小，盛宣怀虽暂不能管理公学总理。他致电张之洞说：“现以总理得人为第一要着。陈伯潜阁学养望多年，足为多士矜式，与公至契，务望切电敦请，候有�电，即请钧处挈名，备就咨函。由敝处专送弊聘，灯节前到沪，以便开学，修金原定月二百两，或须酌增，请卓裁。学堂并有总理住宅，甚宽，请并达”。盛宣怀不惜重请聘请陈伯潜，可见其重视人才的程度了，还没有切身体会，不能臻于此境。
    1903年10月，湖广总督岑春煊拟调南洋公学派遣的留学生陈锦涛回国办理学务，盛宣怀立即致电岑春煊阻止此事，他说：“查该生禀报，本年已进耶儿大学校，来年六月可考得博士者，瓜不待熟而生摘，殊属可惜。敝学堂立法必欲期满考得毕业文凭，所以杜学生躁进之心，免浅尝辄止之诮，不徒为虚糜经费也”。这种对一个有为之士的培养，要有始终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改南洋公学为南洋高等商务学堂和实业学堂
    1904年，南洋公学改为南洋高等商务学堂。公学改为商务学堂，这其中经历了解个过程。1899年春，盛宣怀受到大学士徐桐的弹劾，徐桐说盛宣怀：“轮船、电报创立三四十年，获利不资，而上不在国，下不在商，所称挽回利权者安在？”正要上京与总理衙门就商路矿总局明定办法的盛宣奉到上谕：督饬在事官商，开具收支清单，酌定余利归公。此事了结之后，盛宣怀向清廷上奏折《谨拟商务事宜详细开具清单恭呈御览》，其中提到请设商务学堂之事，说中国：“一则无商学也，再则无商津也，无商学则识见不能及远，无商律则办事无所依据。如果得人提倡，先于各省各埠设立华商公所，即以商人之正派，管殷实者为之董，其中利弊准其呈诉，商情可直达，而官为扶护，不为羁勒。并应准其自己集资开设商务学堂，专教商家子弟，以信义为体，以核算为用，讲求理财之道，数年后商务人才辈出，则税务司、银行、铁路、矿务皆不患无万〓算之人矣。并请酌定商务律例，务使华商有有途可循，不致受衙门胥使之舞弄，即不致依附洋商流为丛爵渊鱼之弊”。因为自己主持实业，多次受到官场的弹劾，高级官吏不满，由此想到这是由于中国缺少商学、商律，从事实业得不到保护之故，而恳请政府准由商人开办商务学堂，设立商务公所，来推广商学，执行商律。清廷没有同意盛宣怀的请求。1901年，盛宣怀被清廷《请设商务学堂片》，说：“臣自奉会办商务大臣之命，即奏蝗俟款议大定，必须广商学以植其材，联商会以通其气，定专律以维商市，方能特开曹部以振起商战，足国足民。已矿大学士李鸿章前派商务大臣时与臣论及，亦以是为富强之本，并谓吾年已老，勉臣后来。今臣奉旨派为商税事务大臣，与各国专使会议修改商约，重订税则，此中得失利弊，关系久远之计，各国使臣不特恃其国势强词夺理，并系商学出身，细缄密缕，每议一事，无不曲折详尽。臣三十年来在通商口岸随同李鸿章办理洋务商务，仅稍知其事理所当然，而于泰西商学商律何能识其〓要”。这段意思是说设立商务学堂是非常必要的，且刻不容缓。事实上，盛宣怀这时已在南洋公学内作附设商务学堂的准备工作了。他札饬南洋公掌管教务行政的提调刘树屏，将公学尚未开班的上院改为商务学堂办成功，对于未来毕业生作了“优与出路”的保证，说“商学卒业，不过二三年，本大臣即分别擢用，优与出路，决不负该生数年向学之苦心。”要学生“勿遽以学业精成亟谋他就”。另外，盛宣怀还派遣南洋公学总教习英人福开木材赴英、美、比、德、奥、瑞等国考察商务学堂，要福开森将这些国家的商务学堂“折衷比较，不厌其详”，并将各个学堂办理的异同、办法、连同建筑图式等，回来后一并具报。后因时任公学总理的荣乃宣建议办商务学堂，将拟改读商务学堂的学生派往外国留学而作罢。
    1903年9月，盛宣怀又第三次向清廷上奏《开办高等商务学堂折》，请清廷速开商务学堂，其中说：“夫时局即以商务为亟，而商学尤以储材为先，现在各省设立高等学堂，考求政艺，不患无人，独商学专门未开风气。窃惟南洋公学款由商捐，地在商埠，若统称高等，则与省会学堂甚分别，且亦无所附丽。今年春夏间臣在京时面与管学大臣百熙再三晤商，仍拟查照臣上年奏，即就南洋公学上院专设高等商务学堂，该大臣颇韪其言，催令速办”。此折得到皇帝“管学大臣议臣奏”的朱批。 终于1904年南洋公学改办为南洋高等实业学堂，办成为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堂。
    关于盛宣怀对于南洋公学创办和发展的作用，在公学始任提调继任总理为张美翊说，盛宣怀之于南洋公学“溯当经营伊始，风气未开，尺水寸土，皆劳擘画，筚路蓝缕，甫肇文明”。这话并非过誉之词。